数据作为继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之后的新型生产要素，已成为基础性、战略性资源。然而，受制于数据基础制度不健全、数智技术发展不充分以及数据要素特殊属性所引致的新型市场失灵，数据要素的潜力尚未充分释放，并对数字时代的国家治理体系提出新的要求。如何通过政策与制度创新有效矫正市场失灵，并构建与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相适配的制度框架，已成为推进高质量发展亟待破解的关键问题。

本文立足数据要素的学理特性与我国数据市场的发展实际，构建了一个包含区域间贸易与数据要素供给的多地区、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在此基础上识别了三类市场失灵：一是商品部门生产对数据部门具有正向溢出但未被内部化所引致的“部门间外部效应”；二是数据服务商寡头竞争格局导致的“数据部门市场势力”；三是数字人才供需不匹配造成的“劳动要素供需错位”。进而，本文探讨了对商品部门数据要素投入的补贴（以下简称“要素偏向型补贴”）与对商品部门生产的补贴（以下简称“部门偏向型补贴”）两类政策工具的最优组合设计。研究结果表明：（1）效率最优的政策原则是，以部门偏向型补贴矫正部门间外部性，以要素偏向型补贴缓解数据部门市场势力与劳动力错配所致的资源扭曲；（2）要素偏向型补贴和部门偏向型补贴在改善资源错配和提升效率的同时，将增加数据所有者的收入份额，扩大顶层收入不平等。因此，有必要通过健全的再分配机制，在效率提升与公平保障之间实现动态平衡；（3）与统一补贴相比，考虑行业异质性的补贴方式的福利效应更为显著，且异质性的要素偏向型补贴将显著提升产业数字化水平。本文研究不仅为理解数字经济时代的资源配置效率提供了分析框架，而且为完善我国数据基础制度、推进数字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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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团队建设与科研办公室

编辑：徐牧谣、刘佳欢

审核：何志慧、孙景宇